• 阿来:乡村回不来了 但我要为它写一部史诗

    时事 > | Time Weekly - 2018-11-18 03:39:26 来源:时代周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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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[摘要] 20世纪50年代至今,中国乡村一直处于被解构的过程,《机村史诗》写的不只是“机村”,而是整个大时代下所有乡村共同的命运。

    时代周报记者 谢洋 发自广州

    “乡土是留不住的,以后也不会有乡土文学了。”阿来说。

    今年的《机村史诗》即2005年《空山》的再版,多年来,阿来在审视了《空山》中那些乡村凋敝和破碎的痛楚之后,他又有了新的定义和命名:“中国乡村在那几十年经历重重困厄而不死,迎来今天的生机,确实也可称为一部伟大的史诗。”

    《机村史诗》六部曲由《随风飘散》、《天火》、《达瑟与达戈》、《荒芜》、《轻雷》和《空山》组成,每部又分为一部小长篇、一篇事物笔记和一篇人物笔记。用阿来自己的话讲,整部小说的结构就像“摔碎的青花瓷盘”,不是《尘埃落定》式的编年史,而是“以破碎的结构对应不断重组的乡村,形式本身就带着某种隐喻。”

    20世纪50年代至今,中国乡村一直处于被解构的过程,《机村史诗》写的不只是“机村”,而是整个大时代下所有乡村共同的命运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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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《机村史诗》

    阿来 著

    浙江文艺出版社2018年1月第一版

    233.8元

    写的不仅是机村

    《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》中对乡土文学的定义是:靠回忆重组来描写故乡农村(包括乡镇)的生活,带有浓重的乡土气息和地方色彩的小说。因而在乡土小说中,作家的记忆和经历不仅是最直接的素材,更与作品背景形成了互为镜像的关系。

    对于这点,阿来并不否认,他这么解释关于“机村”的密码:“机”是藏语里一种叫嘉绒语的方言里的词,意思是种子,或根子。乡村是阿来的根,也是中国人的根。《机村史诗》中那个涤荡的年代是阿来真实经历的缩影,“每一次改革都带来痛苦和希望”,即便他已经离开了乡村,但“也从未真正脱离”。

    在《机村史诗》的舞台上,没有一个人物能在50年来的政治与经济活动中成为主角,在旧秩序废除时又有新的秩序建立起来。于是“机村”失去了同情与怜悯,失去了对自然与知识的敬畏,更失去了信仰和神明。即便最后村民们开始觉悟,重新回归到与土地的关系上来,但是已经付出沉重的代价。

    这是阿来对当代乡村的认识。同样,阿来也有其独特的身份,身为藏族作家,他的汉语写作是对整个中国文学的补充和贡献。

    把镜头拉回到第七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的颁奖典礼上,彼时凭借《空山》拿下年度杰出作家奖的阿来说:“在很多年前,我就说过,我的写作不是为了渲染这片高原如何神秘,渲染这个高原上的民族生活得如何超然世外,而是为了去除魅惑,告诉这个世界,这个族群的人们也是人类大家庭中的一员。他们最最需要的,就是作为人,而不是神的臣仆去生活。”

    《机村史诗》中描述的都是那片高原上的细微事物,六部曲犹如六卷历史电影胶片,在时代的幕布上投映出藏族乡村的人物群像。阿来曾经提到:“只有具有了宽广的视野与现代的思想方法,才能把地方史的研究置于巨大的历史背景下详加思量,才能把个人命运安置在社会巨变的洪流中进行考察。”

    因而,《机村史诗》的真正主角是村子,阿来借由这个藏边小村落去介入当下更广泛的乡村经验,就像他完成藏族身份向汉语语境的转化一样。阿来说:“只有地域性和民族性,而没有更普遍的意义,那肯定不是好作品。”

    去中心化的当代乡村经验

    《机村史诗》并不是一曲挽歌,也不是一次招魂。

    将《尘埃落定》和《机村史诗》放在一起看,阿来描绘了20世纪中国百年的乡村变迁。在他看来,当代乡村已无法主宰自己的命运,在城市化和全球化的辐射下,乡村自身的话语权和历史都被时代无情地撕裂。

    另一方面,乡村再也不可能有始终处于中心地位的稳定家族或稳定势力。“今天这拨人被推上台,很快又有别的运动把另一帮人推上台,就是不断有不同的人进入乡村的权力中心。”

    外力的拉扯和内核的游移让乡村这个词变得暧昧。政策变化、人口流动、市场价格、土地流转等诸多因素都在加速动摇乡村的传统模式,“乡村不再是自给自足的生态,同样,城镇里的商铺和街道也不再固定不变。也许理论界需要一个对城乡清晰的定义,但文学有时候刚好在一个模糊的地带”。

    如果说《尘埃落定》里尚有一个大事件作为线索贯穿,《机村史诗》则彻底从时间性转变为空间性的结构,所有的故事和人物都像是碎片一样,“我在这里做一个镜框,把它们拼接在一起”。显然,乡村的生活习俗和生产形态在发生变化,其背后也是一股不可转逆的趋势,“机村”这副镜框是裹挟在潮水中的个体。

    “未来不会有乡土文学,因为城乡的边界更难以分辨”,随着传统乡村渐行渐远,阿来对这个题材创作有更明确的认知:“作家从写乡愁和缅怀变成单纯的记录,传统的乡村消失了,随之而来的只能是重构。”

    为乡村和农民所写的史诗

    评论家哈罗德·布鲁姆将具有对抗性的英雄气概作为“史诗”作品的核心特征,“当这种精神与记录社会变迁的轨迹结合起来,我相信它就是现代史诗的定义。”阿来说。

    《机村史诗》记录了乡村半个世纪的艰难求生之路,附着在农村和农业上的群体,也在各个行业和阶级发展中迈着最缓慢的步伐。“他们不应该被遗忘。”阿来说,“以前农民靠天吃饭,丰收时喜悦,灾害时悲伤。而现在农产品的定价全不由农民决定,他们连自己的悲喜都无从把控,只剩下茫然。”

    不过,阿来同时赋予了某种语焉不详的希望。他在最后一部《空山》中写道,考古队来到村里发现了以前的遗迹,村民们不禁发问:“这是不是我们祖先生活过的地方?”这一段的存疑也被评论家誉为“神来之笔”。

    时隔多年,穿过历史的迷雾回溯,“机村”从往昔荒凉破败的《空山》走向未知的新生,文明仍在延续。“每个普通人在琐屑日常中受到社会各种因素的影响,看似没有希望,但是我们仍然为了生存不屈不挠地坚持前行,这种精神在个体的身上闪耀光芒,也是史诗的本质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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